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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9日电 题：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康宝莱中国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郭木近日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他表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在营养健康产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8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工厂以来，康宝莱进入中国市场已经20多年了，您能否介绍下康宝莱在中国市场取得成绩的背后，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郭木：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的经济腾飞，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开辟了历史性的机遇。康宝莱深耕中国市场20余年，成就康宝莱在华蓬勃发展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更是中国不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所彰显出的大国胸怀。
对于康宝莱来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更是全球价值链中意义非凡的组成部分。我们致力于不断推动本土价值链的现代化升级，大力提升本土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水平，以更本土化、多元化的营养产品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2019年，康宝莱在上海投资1.6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全球首个产品创新中心，助力公司在中国实现端到端的本土化创新，帮助我们将营养科学领域的成果，快速转化成营养健康产品。自创新中心建立以来，康宝莱已经在中国上市了近40余款新产品。
在中国，我们持续强化本土制造实力。康宝莱在全球拥有五个制造基地，其中有三家在中国，分别设立在苏州、长沙和南京。2000年，苏州工厂开始投产，为中国市场生产粉状和片剂产品，并在2012年实施扩容。同年，康宝莱在长沙开设了全球原料基地，实现了公司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体化。2016年，南京工厂正式投产，目前主营生产蛋白混合饮料、蛋白营养粉、部分片剂产品以及运动营养产品。
近年来，新式茶饮的热潮席卷中国市场，也带动了消费者对康宝莱茶饮产品的需求。此前，茶饮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制粒”环节只能在美国完成，生产和上市周期较长。今年，我们投资近5000万元人民币在南京工厂建设了茶粉固体饮料生产线，生产效率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康宝莱中国也成为茶粉固体饮料在美国以外的唯一生产基地。目前，新产线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每批次设计产能可达500公斤。此外，产品上市时间也缩短至此前的三分之一，快速满足中国市场对于这一产品的需求。
中新财经：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中国消费者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对康宝莱的业务带来了哪些影响？
郭木：随着“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以及公众越来越重视自身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例如，近年来中国肥胖人数不断攀升，健康意识的提升让代餐成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实现营养目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
今年我们举办了“康宝莱代餐科普日”活动，并发起了针对中国消费者代餐消费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于代餐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前景广阔。
近些年来，中国也迎来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从马拉松、骑行、居家健身，到以飞盘、桨板、陆地冲浪等项目为代表的广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新兴运动，我们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追求一种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与康宝莱所倡导的“营养+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高度契合。在运动营养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此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95后群体将目光投向了健康、养生，并希望通过科学使用营养保健品来帮助提升自己整体的健康状况，康宝莱的顾客群体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年轻的趋势，80%是80年代后出生的人群，25%是95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希望自己“有颜有型”，康宝莱也相应地开发了更多定制化的新产品。
中新财经：康宝莱对于中国市场有哪些展望和布局，能否介绍下公司的战略规划？
郭木：康宝莱未来将继续发力体重管理领域，加强产品创新，丰富产品组合，深耕个性化营养市场。今天，千人一面的产品选择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凸显的个性化需求。每个人由于年龄、性别、人生阶段的不同，对于营养和健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减重，也有可能是日常的体重管理、营养补充以及运动营养方面的需求，等等。依托位于上海的产品创新中心，我们将不断研发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产品。
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服务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康宝莱在中国的服务商很多都拥有营养师认证。他们为消费者一对一进行辅导，鼓励消费者拥抱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一模式更加契合今天消费者所期待的精准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速数字化转型赋能服务商，为他们打通“一对一”精准顾客服务的资源和平台链路，从而更好地聚焦客户需求，推进顾客服务的场景化、精细化运营。
中新财经：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外商投资政策支持。对此，您有哪些较深感受？
郭木：近年来，中国在优化外商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
在登记注册方面，政府部门不断深化“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和提供高效便利的登记注册服务，对保健食品注册实现注册、备案“双轨制”，形成监管法规体系化、技术及产品标准化；在监督管理方面，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创新推行包容审慎监管。这些政策都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的改善。
此外，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提供了包括进博会、消博会、购物节等在内的众多优质平台，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对企业推广产品、提振业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和疫情挑战，中国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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